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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端午近中夏，时清日复长”，作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历史由来已久。最早的记载为西晋的《风土记》，书中这样描述：“仲夏端午谓五月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但五月在古时有“恶月”之称，因为此时天气正值潮热，蚊虫飞动，五毒尽出。为避五月之害，古人便随身佩戴香包以祛恶辟邪，求吉祈福。

香包又称容臭、香囊，这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是传承千年而余绪未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遗存和再生。其以绸布为容，纳丁香、雄黄、藿香、艾叶等诸类化浊解表的中药材于其中，外以彩色丝线绣成各种图案纹饰，造型丰富，种类繁多，氤氲之气更是芳香宜人。

对香气的喜爱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香气与人的身心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用作养生养性的方法，从而在春秋时代便初步形成了“香气养性”的观念。百姓以香草香囊为美饰，君子士大夫更用香物陶冶、修明情志与身心，借外在的佩服，修为内在的志意，“佩服愈盛而明，志意愈修而洁”。

古先贤有言:“性命相合性为本”，香气可养性，亦可养生，“香气养性”使德行健全，“香气养生”使身体无恙，两者皆备，谓之修身。在《黄帝内经》中就记载有“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的方法，说的便是用兰的芳香之气，祛除人体陈久的湿热之气，从而达到治病养生的目的，可见药香亦是治病取效的关键。香味入脾，调和五脏，脾为后天之本，香味能醒脾，能开胃。且香味中药其性多温，有的能化湿，有的能逐秽。比如：佩兰香能去秽，砂仁香可醒脾。

人们以香为用，由来已久，若追本溯源，中国人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佩戴香包已不得而知，但屈原在《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吟唱，大概可以看作是香包的雏形，而《礼记·内则》里“男女未冠笄者,咸盥、漱、栉、縰、拂髦、总角、衿缨，皆佩容臭”的表述，应该是目前有关香包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它还被称为“容臭”。

那时候，未成年男女在拜见长辈时，出于尊敬，佩戴香包使自身之秽气不至于冒犯长辈，隐约可见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礼”依托于香包，被具象化表达。透过香气与礼节，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内而外的精神形塑和教育，立身行事，人格修养，皆在其中。

大约从此时起，香包在中国历史上便从未断绝过。在汉时，《孔雀东南飞》即明言“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香包作为装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唐时，杨贵妃玉殒马嵬坡后，仅剩下一枚随身佩戴的香囊残存于黄土之中。宋时，离别时分，心神恍惚之际，秦观无奈解开系带，留下香囊，慰藉不舍之情。明时，翰林学士宋濂青年求学时，同舍生皆左佩刀，右备容臭。而在展现清代人生活的红楼梦里，小小香包竟惹得才子佳人恼怒嗔怪。

有关香包的记载自始至终都贯穿于中国漫长的历史之中，这大抵与中国长期以来所实行以农为本的国策有重要关系，传统男耕女织的生产结构，当生产力充足时，出于生活趣味的需要，便顺理成章催生出了香包这种手工艺品。而庆阳作为中华早期农耕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农桑并举，耕织结合，与之相伴而生的香包，也是代代传承，历久弥新。

庆阳香包是一种立体造型和平面刺绣兼容的纯手工艺制品，以清新持久的中草药纳入布袋之中，做成玲珑可爱的形状，可佩戴在胸前、腰际等处，取苍术、雄黄、藿香等中草药辟秽解表的功效，以防治上火、流感、鼻炎等疾病。中草药的成分还对细菌具有抑制和灭杀作用，芳香物质通过呼吸和接触，达到提高免疫力的功效，中医上称之为“衣冠疗法”。

不仅如此，庆阳香包引针作笔，以线入画，在指尖翻跃之间，花鸟鱼虫、神话传说、历史人文等题材活灵活现，构思巧妙而淳朴，造型丰富兼灵动，分有“绌绌”类、线盘类、立体刺绣类、平面刺绣类四大类型，头戴、肩卧、胸挂、肩负、脚蹬五大样式。承载着庆阳人民的美好记忆，表达着人们的图腾崇拜、趋吉避邪、爱情幸福及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是庆阳的一张独特的地域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