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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在全国青少年中曾流行《延安求学记》一书，这本书记述了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八路军某部的一批指战员、根据地的一些学生以及从敌占区逃来的上千名知识青年前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求学的事迹。作品以当时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为主线，生动地反映了抗大七分校学员拿起毛主席交给的“三件宝”，“一面学习，一面生产”的战斗生活。当时的抗大七分校就在今华池县的东华池。这批到延安求学的热血青年在延安参观学习了一个月后，又来到了陇东的大凤川、豹子川和平定川，参加了轰轰烈烈的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

1942年春天，一支约有3000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陇东华池一带开来。这是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的学员。抗大七分校创建于1941年7月，是在八路军一二〇师教导团和抗大总校一个大队的基础上，发展兴办起来的，校址在山西兴县李家湾。1942年2月，由于日寇疯狂“扫荡”，七分校学员奉命西渡黄河。这批学员在延安受到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司令员亲切接见之后，身背行李，长途跋涉，来到了华池县的东华池。

到了东华池后，校部决定第一大队住大凤川，二大队住豹子川，三大队住平定川，女学员住在东华池东面的小山头上，校部设在东华池，相互距离七八十里。校部管理科就在宋塔下面张怀林老汉的院子里，共盖有13间房子，其中5间伙房、8间饭厅。东城洼是供给部。宋塔周围住着文工队，还有一个大车队住在和家窑，共有4辆木轮大车。

抗大七分校的校长是彭绍辉。1933年春季，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中，他的左臂不幸连中两弹。当时医疗条件差，他的左臂被锯掉了。到七分校后，他让铁匠给自己打了一把短柄镢头，一只手抡着小镢头，带领学员一起开荒。他还常常用一只手打裹腿、打草鞋，动作相当麻利。七分校还有一位副校长，名叫俞楚杰，那时候已经50多岁了，两鬓染霜，精神矍铄，平常很勤谨，脸上老是笑嘻嘻的。

学员们都很年轻，有从部队选送来的战斗英雄，有从根据地和敌占区来的革命青年，有工人、农民，也有知识分子。他们抱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来到延安，来到陇东抗大七分校学习。

万事开头难。抗大七分校刚刚建校的时候，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同治年代以前修建的窑洞，稀稀疏疏地散布在山脚下。窑洞里杂草丛生，蛛网密布，青苔满壁，这些已经荒废了几百年的破窑洞，经过一番打扫，便成了学员们的宿舍。但是，人多窑洞少，很多学员还不得不傍山架棚，荒野露宿。晴天还可以凑合，遇上雨天，外面不停地下，里面不停地漏。

建校初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缺粮。学员们要到合水的太白、华池的山庄打粮。既没有驮畜，又没有口袋，学员们就把被里子缝起来，把裤脚扎起来当口袋，自己往回背。顺葫芦河到太白背粮，来回一百八九十里山路，两天跑一趟。

6月1日，抗大七分校开学了。三个大队驻扎地相距较远，无法集合在一起，只好分别在驻地举行开学典礼。那一天，“独臂勇士”彭校长参加了二大队的开学典礼。他大声宣布说：“同学们，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今天开学了。课程表上的第一课是开荒种地。”彭校长第一个举起了短柄镢头。在彭校长的带领下，三个大队的学员，同时拿起了第一件宝——镢头，投入了紧张的开荒生产。上级要求每人每天开荒1亩，总共每人平均开荒地20亩，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完成任务。

重重的荒山被学员们包围了。学员们像打冲锋一样，排成一列，一个挨一个地举起了镢头。只见镢头在空中飞舞，脚下的泥土哗哗翻过。学员们连喊带叫地冲上前去，真是势如破竹，气吞山河。

为了进一步提高开荒进度，学校组织队与队、班与班、山头与山头之间开展竞赛。一个班领了先，另一个班马上赶上来，一转眼又被另一个班超过了。胜利的捷报接连传下来，开荒的纪录不断被刷新。

开荒任务完成了。一眼望去，黑黝黝的良田望不到边。接着，谷子种进去了，糜子种进去了，豌豆种进去了……学员们的心也像同种子一起播进了地里。盼呀盼，谷子终于破土出苗了，糜子长耳朵了，豆类分瓣了，最后，荞麦也探头了。这第一个年头就打了个大胜仗，一下子把粮食问题解决了。

抗大七分校的第二件宝是枪杆子。学员们既是学生，又是战士，既搞生产，也搞练兵和军事训练。练兵内容包括：步兵战术概述，游击战术，排、连、营、团战斗，特种战斗，射击教练，制式教练，体育，刺杀，通讯，爆破，地形学等。学员们常常在操场上和山头上练习班进攻、连进攻、营进攻。地形不熟就请老乡做向导，从中学到了真切的实战知识。

抗大七分校的第三宝是笔杆子。那时钢笔很少，一般都用子弹壳做笔，铅笔也很缺。没有粉笔，他们就用白土做成棒，当粉笔用。练字最简便的办法是每个人面前铺一堆沙子，写满字后抹平了再写。写信一般都用桦树皮，装在翻过来的信封里再邮出去，叫作“纸皮桦信”。那时候，桦树皮成了学员的宝贝，把它的皮剥下来，厚的做菜盆、饭碗、皮带，薄的写信、做笔记本，不薄不厚的做京剧服装上的盔甲等。

学习条件也很差，支起一块石板就是桌子，凳子也是石头的，尽管条件很艰苦，可是学员们学习的劲头却很大，时间抓得特别紧。一有时间，学员们就三三两两地复习功课，或互相口头测验时事，一分钟都不浪费。有的人抽空还给《解放日报》写通讯、写诗歌，写自己劳动的心得和收获。星期天，业余剧团还自编自演秧歌剧、话剧、京剧，演《逼上梁山》《打渔杀家》《三打祝家庄》等。缺少服装道具就用床单代替，用桦树皮制作，缺少乐器就敲洗脸盆、小瓷碗。

学习的课程有政治课、军事课和文化课。政治课主要是学习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其中，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新民主主义论》，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整顿“三风”的文献是重点精读的课程。

军事课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军事教员向学员辅导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及朱总司令的军事著作，并结合讲解战例。在操场上和山头上，学员们从队列一直学到游击战术、集团进攻和带兵打仗的各种艺术。

文化课是最复杂的课程，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还有俄文。学员们的文化程度不同，编班也就不同，教员根据各类学员的实际情况，因材施教，所以学员的进步都很快。特别是原来程度差的学员学习时间抓得更紧，白天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晚上凑在小小的麻油灯前继续学。一本一本的桦树皮作业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作文草稿和数学练习题。他们在学习上也打攻坚战，以坚韧不拔的毅力，攻下了一个又一个文化难关。

抗大七分校的学员们既要种地，又要学习，还要搞建设。现在东华池的30孔石窑，就是当年七分校学员们箍的，周围还有很多土窑洞，也是学员们修的，有的窑洞直到现在依然完整无损。

经济发展了，学员们穿的衣服也变了。第一年刚来的时候，学员们穿什么衣服的都有。为了解决穿衣问题，供给部派人从陕西买回棉花，又抽调一批女学员组成纺织大队，纺线、织布、捻毛线、织袜子、打手套，供给学员穿。从第二年起，学员一律换上了灰衣服，一色的帽子上别有镰刀、斧头的帽徽，从仪表到精神都给当地群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4年南梁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后，东华池一带群众很快增加到二三百户。可是不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有的群众被敌人当作红军杀害，有的逃往他乡，二三百户人家所剩无几。抗大七分校在这里办起来以后，群众有了靠山，外逃的人纷纷返了回来。同时，还接待了很多从河南逃到边区的难民。七分校学员们帮助他们安家落户，发展生产，人口逐年增加，经济日益繁荣。昔日萧条的东华池街道，白天车水马龙，客商川流不息，一到晚上，满街灯火通明，各种摆摊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东华池一下变成了一个繁华的小城镇。

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使陇东抗日根据地战胜了严重的物质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为巩固抗日后方、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生产管理干部，积累了丰富的经济建设经验，在大生产运动中培育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庆阳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巩世锋编著、甘肃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陇东：说不完的革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