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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合水县在减租减息运动中，花豹湾不法地主张定芝抽回佃农齐祥的耕地，并且残忍虐杀齐祥妻儿，抵死齐祥家耕牛。1946年8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以《张定芝逞凶花豹湾》为题的报道时，所加的评论是这样写的：

陇东庆、合、镇一带减租很不彻底，边府早就指出。花豹湾的惨案给这个“很不彻底”做了一个具体的刻画。农民的土地被抽回，耕牛被抵死，妻儿被虐杀，而合水县的裁判，却是土地不交回，药钱要分担，地主害死人也不偿命，只是罚两月徒刑。这简直违犯了减租政策和司法原则，更失掉了人民立场。

这件事是农民在不法地主如此欺压下，才被逼得从乡政府、县政府一直到分区法庭控诉的。而尚未发现的农民们大大小小的痛苦和冤屈，一定还不少。

应该用这件事作为很宝贵的教训，使各级干部认识清楚不法地主是如何的阴险毒辣；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将是如何难于逃脱悲惨的遭遇；而我们干部如果不坚决贯彻减租减息政策我们就不可能使农民翻身；我们的司法干部如果不坚决地站稳立场，就不能保护人民既得利益。

这篇评论在边区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投书《解放日报》，要求严惩为非作歹的恶霸地主张定芝。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撤销了合水县初审判决，认定被告张定芝犯伤害致死人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偿付原告齐祥妻子埋葬费和幼子教养生活费共法币28万元，齐祥佃种土地不许张定芝收回。这件事也推动了合水、庆阳、镇原的减租减息运动。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减轻农民的地租负担和所受的高利贷剥削，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减租减息政策。在此以前，随着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形成，党的土地政策已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即以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逐步转变到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1942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抗战开始后，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掀起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

陕甘宁边区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中，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从政治上看，它是党中央所在地和全国抗日战争的指导中心，又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从军事上看，它地跨陕甘宁三省，与抗日前线的华北毗邻，是保卫西北地区的门户，又是联系华北和西北的战略支点；从经济上看，它担负着改善人民生活和占边区人口8%的抗日军政人员的供给，以支持长期抗战的历史重任。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193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陇东革命老根据地的土地关系较之其他抗日根据地更为复杂。除曲子、环县、华池3县已经过土地革命，大部分地主的土地已经分配外，其余庆阳、镇原、合水和环县一个区，以及新宁、新正两县一部分没有分配土地。在这些地区，地主的封建占有土地制度没有受到根本性打击，占农户大多数的贫雇农没有或很少占有土地，他们的生活依然十分贫穷。因此，实行减租减息，对于已分配了土地的区域，主要是调整贫、富、中农之间的租佃关系；对于未分配土地的区域，则主要是削弱封建剥削关系，保证农民的租佃权，从而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展农业生产，支援前线。

当时，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土地租佃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租种类，二是伙种类。在租种类中，又分为定租、包山租、活租三种。伙种类分为伙种、安庄稼两种。由于租种类出租人只提供土地，其他一切生产工具都由承租人置借，出租人得到的是纯粹的地租；而伙种类出租人除提供土地外，还供给一部分或全部生产工具，出租人得到的是地租与一部分他所投入的生产工具的利息的总和，因此，这两类租佃关系在性质上是有明显区别的。在没有分配土地的区域，占绝对优势的是定租，也是地主出租土地所采用的主要形式。加上陇东各地的自然条件有较大差别，有的地方地广人稀，有的地方人多地少，因而在租额上悬殊也极大。最高与最低可以相差五六倍之多。这些都使执行减租减息政策呈现出复杂的情形。

从客观上看，抗战时期陇东抗日民主根据地抗日统一战线形成后，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着国民党政权，我们党在这些地区驻有军队，建立了农会，实际上形成了双重政权。当时，我党在农村工作的方针是停止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恢复地主、富农、资本家公民权，保护农民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度。这时，我党集中宣传减租减息政策，并在少数地方开始贯彻。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却利用他们的政府机构和武装力量，唆使和支持地主阶级进行破坏捣乱。有的地主甚至公开强迫农民交还已被分配的土地、房屋以及生产工具，索取已被废除的旧债；有的公开反对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只要国民党政权存在的地方，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就很难贯彻实行。

有些地主进入“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后，不是从全民族团结抗战的利益出发，而是利用这一政权为自己谋私利。其对抗减租的主要手段有：假佃假卖，倒换佃户；改变租佃形式，将定租改为活租，将租种改为伙种；丈量土地，提高租额；将粗粮租子改为细粮租子，大斗收租；收买干部和佃户；借打官司拖农民下水，迫使农民不敢减租；直接或间接地把持乡村政权，以各种隐蔽方式抗拒、破坏党的政策的实行。由于地主阶级的反抗，以及我们没有认真发动群众与其进行有效的斗争，使群众的利益受到侵犯，造成了陇东根据地减租不彻底或者明减暗不减的现象。

1942年1月，党中央根据各地贯彻减祖减息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做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对减租减息政策的各项具体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规定；并重申党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也就是减租减息的政策。

从1937年至1945年，陇东根据地经过几次减租减息，提高了农民的阶级觉悟，揭露了地主阶级抵抗减租减息的种种阴谋，减租运动取得普遍进展。“仅据庆阳、环县、合水3县统计，得到减租利益的佃户共计3700多户，减租地亩228万多亩，减租9.3万多石。”减租减息激发了陇东人民群众抗日和生产的热情，为取得抗日战争胜利创造了条件。但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陇东根据地减租减息还是很不彻底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调动广大农民保卫边区的革命热情，中共中央于1945年11月7日发出指示：“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其精神是通过清算减租，把地主的土地转化为农民的土地。由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减租减息开始转变为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同年6月到10月，陇东分区遵照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指示，以庆阳、合水、镇原3个新解放县为重点，深入开展了清查减租运动。这次清查一般从1940年算起，1939年以前的欠租一律豁免。1940年至1941年按三七减租，即原租一斗交七升，1942年至1944年按二五减租政策执行，即在原租额基础上减租25%。1945年陇东普遍受灾，按歉收年交租。凡在此期间，地主都应将多收的地租退还给佃户。各级政府广泛发动群众，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清算了地主随意抬高租额、明减暗不减、与佃农对半分成、以债务和畜力剥削佃农等罪行。在农民坚决斗争下，地主纷纷向佃农认罪，退还了1940年以来多占的地租，有的退还粮食，有的用土地和牲畜折算顶替。10月清查工作结束后，11月至12月，又组织干部进行了复查。这次清查减租结果，3个县的地主共向2240余家佃农清退土地55900亩、耕牛54头、羊547只、驴64头。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新的租佃关系，确定了新的租额。通过清算减租，庆阳、合水、镇原3县的社会阶级状况也发生了部分变化。根据庆阳县4个乡村的调查，有51户贫农上升为中农，12户中农上升为富裕中农，50户佃农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减租减息运动，不仅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代表了全民族抗日斗争的利益。它的实施，不但使地主阶级经济逐渐削弱，农民经济得到加强，而且激发了解放区军民保卫边区、保卫家乡的革命热情，有力地推动了陇东解放区的对敌斗争和各项建设，并为以后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做了必要的准备。